今天刊发了一篇关于浙江省连锁超市行业从3月份开始普遍出现销售滑坡的报道。正好，社科院也发布了2009年《商业蓝皮书》，称中国零售行业将不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式的衰退。
    但愿到年终盘点的时候，社科院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关于社科院《商业蓝皮书》的报道：
 　　中新社北京四月七日电(张潞璐)中国社科院七日发布的二00九年《商业蓝皮书》指出，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零售行业将面临增速放缓压力，但并不会出现负增长式衰退。
　　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名义复合增长速度达百分之十四点四。
    蓝皮书预计，二00九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有望维持在此增长率之上。
　　蓝皮书表示，由于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二00九年中国外需环境将很难改观。此外，房地产业的萧条在二00九年亦难有改观，这些均加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其对消费的制约将逐步显现，反映国民整体消费状况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此将放缓。
　　尽管如此，蓝皮书强调，由于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率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居民消费和内需措施，中国零售行业将不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式的衰退。
　　据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于一九九二年首次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二00二年以来，基本每年上一个万亿元台阶，二00三年突破五万亿元。而后，仅用五年时间即再攀升五万亿元。二00八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十万亿元。

    ====这是本报今天的报道
                            浙江连锁超市遭遇市场滑坡
　　本报记者 邹建锋
　　尽管1至2月份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达到了13．5％的高增长，但近日召开的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第三十一次理事会却传出“警讯”：超市行业销售额在前两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之后，3月份几乎都出现了负增长。 
                            阳春三月却“入冬”
　　“余杭发了4300万元的消费券，这一块给我们增加了1500万元的销售。所以一季度我们还在增长。”在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第三十一次理事会上，杭州余杭禹昌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民话音刚落，立即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了解，出席本次会议的近20家联盟成员单位中，只有禹昌和台客隆两家的销售额3月份出现了增长，其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我们在舟山也是下降的，安徽公司实现了增长。所以总体实现了上升。”近年来走出浙江，在安徽进行扩张的台客隆董事长翁友定这样解释道。
　　“浙江是广东之后受金融风暴冲击的第二个‘重灾区’。外来务工人员减少，门店的来客量出现下降。三聚氰胺事件也直接影响了部分食品的消费。”联盟理事长、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耀庭表示。
　　“一部分商品价格回落是销售下降的主要原因，譬如我们的食用油销售额下降了350多万元。”一家超市的负责人透露。
　　不过，叶耀庭也认为，由于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留”住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所以去年同期的基数也有“非理性因素”。
　　另外，多位与会的超市负责人表示，在食品消费下降的同时，生鲜、百货等商品则出现了增长，一些品类的增幅超过了10％。
　　据了解，由45家连锁超市和10家供货商自发组成的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拥有7700多家门店，年销售额达100亿元，在浙江省同行业占有40％的市场份额。浙江海港超市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正耀指出，联盟成员单位销售额普遍出现下滑，正反映出行业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市场保卫战”
　　“要大力开展以扩销为主的促销行为。失利不失地，市场不能让！”叶耀庭这样说。
　　据了解，从3月31日开始，浙江供销超市在所属的1900多家门店开展了针对清明节的促销活动。叶耀庭表示，类似的促销活动每个月都将举行。
　　朱正耀告诉记者，海港超市近期将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生活困难群众发放200万元的消费抵用券，具体办法是每消费100元，可抵用10元券。
　　“作为企业，我们没有力量像政府那样直接发放消费券。但是目前连锁超市的平均毛利水平是11％，发放消费抵用券，意味着我们几乎把全部毛利都让掉了。”朱正耀说，“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了我们促销费的愿望和决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保卫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浙江上百一百超市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大型卖场对连锁超市的冲击也不容忽视。以该公司所在的上虞市为例，先后有大润发、华润万家等大型零售企业进入，今年麦德龙和沃尔玛也将来“抢地盘”。为此，该公司制定的对策是：主动与大卖场打“价格战”，并进一步巩固大型卖场难以涉及的乡镇市场。
                            抱团取暖：期待新突破
　　“采购联盟今年一定要有新突破，否则真是对不起理事单位！”在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第三十一次理事会上，联盟副理事长、宁海县小小食品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邬国贤说。
　　邬国贤所指的是联合采购——这是吸引众多企业参加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的重要因素。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该联盟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他们给渠道（经销商）的价格比直接给我们的便宜18％，这让我们怎么做？”提到某著名快速消费品对连锁超市的“欺压”，台州市三和自选商场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巧云显得愤愤不平。
　　据了解，连锁超市行业虽然具有布点较广的优势，但是销售额普遍不高。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的45家超市成员中，除了浙江供销超市等少数几家年销售超过5亿元，大多数成员的年销售额在2亿元以下——这是众多大卖场一个单店的年销售规模。销售规模的制约，导致连锁超市与供应商尤其是大品牌的价格博弈中处于劣势。
　　自2004年底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成立以来，联盟也多次尝试联合采购，但由于种种原因，效果一直不佳。
“每家出资100万元成立一家联合采购公司，有10家单位参加就是1000万元。按照流动资金每年滚动6到7次计算，每年可以采购六、七千万元。选大家最好销的几个品种，进行统一采购。这样做，采购价格至少可以降低20％！”朱正耀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邬国贤等多位同行的赞同。有人甚至迫不及待地提出马上召开由各公司采购部经理参加的研讨会，探讨联合成立公司的具体事项。
中国经济时报 2009-4-7三版

                         　　为什么受害的总是民工
　　风情大道是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湖畔的一条观光和交通主干道。平时，这条大道的名字或许能勾起人们对杭州这个“人间天堂”的美好向往。但是，2008年11月15日下午3：20左右发生的地铁工地塌陷事故，让天地的表情突然变得狰狞。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工地最底层施工的民工来说，不敢奢望天堂，却偏偏被命运抛向了地狱。
　　20岁的张迪来自安徽蒙城，一年前来到杭州的地铁工地做杂工。事发之时，他正好有事去了附近的工地，因此幸免于难。但是张迪的哥哥——年仅23岁的张培培却在事故中失去了踪影。
　　张培培四个月前刚刚当了爸爸，在地铁工程担任了一个班组的队长。是全家的“顶梁柱”。11月15日这天，对于张家来说，“顶梁柱”没了，天也塌了！
　　来自浙江淳安德张新财在工地发生塌陷的时候，爬上吊篮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他的老乡方老川和姜发银却被吞没在黑暗之中。
　　“我不该把他带出来啊！”说起方老川，张新财反复地自责：10月24日，他经老乡介绍到地铁工地打工，方老川听说后也央求他帮助介绍。11月2日，方老川也到了工地。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惨剧。
　　22岁的河南信阳人华项磊去年学会了操作挖掘机。由于是“技术工”，在地铁工地打工的月工资有3500元。出事前几天，华项磊的岳父朱政伟曾经接到女婿的电话，说在地下工作有点害怕，但为了赚钱也没有办法。11月15日，这位年初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年轻人，和他开的小型挖掘机一起被深埋在工地下面……
　　据统计，此次事故导致21人死亡或失踪。
　　而事故受伤者也还在经历煎熬。接收伤员最多的萧山医院发现，收治的9名伤员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障碍，表现出紧张、恐惧，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有的脑子里反复出现事发时的画面。其中4名伤员心理反应比较严重，有一位伤员甚至刚醒来就不断打自己嘴巴。
　　11月19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了杭州“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指出此次事故暴露出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二是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三是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流于形式，甚至不培训就上岗；四是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现场管理混乱；五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另据了解，该工地还存在工程多次转包的情况。
　　记者搜集了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地铁工地事故资料，发现伤亡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
　　“处在‘食物链’最底层、利益集团对生命的漠视，是民工总是成为安全生产牺牲品的根本原因。”一位社会学者这样对记者说。

                                  　　为什么院士言论受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近日突然成为一个“明星式”人物，起因是其对媒体发表的杭州地铁工地事故原因分析及其特殊身份。
　　11月17日，王梦恕以院士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电话采访，称“拍脑袋”、“图便宜”、“赶工期”、“领导意见替代科学决策”等因素是导致杭州地铁工地的事故的问题所在。
　　为此，记者采访了杭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州地铁项目从1989年开始研究，至2004年通过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为组长的专家组论证。所以关于“拍脑袋”、 “领导意见替代科学决策”的指责毫无根据。
　　对于王梦恕关于杭州地铁工程“随便拿一个最便宜，但是对破坏环境最大的一个方法来施工”的观点。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杭州的地质条件，最适合的施工方法就是明挖法。
　　对于王梦恕“一条22公里左右的地铁，起码在四年半建成……杭州不知道什么原因，非要三年半建成”的说法，这位负责人指出，杭州地铁一号线的工期是5年。
　　11月20日，王梦恕身份的“完整版”被披露。除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大隧道及岩土研究所所长、博导、教授等身份，他还是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该集团和杭州地铁施工单位中铁四局属于同一家企业。有媒体指出，王旨在为施工单位开脱责任的言论“违背事实，混淆视听，干扰了现场施救和事故处置工作。”
　　杭州市一位主要领导对记者表示，事故发生以后，地方政府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紧急施救和配合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所以没有立即回应王梦恕的指责。
　　“关于事故原因，必须以国务院安委会、国家安监总局等权威部门的意见为准，任何有悖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精神的言论，只会引起人们思想混乱，是不应该的。”这位领导这样对记者说。
　　“王院士发表‘高论’的时候，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还被压在淤泥下面。你作为专家不发挥专业特长指导抢险，却急吼吼地为施工方推卸责任，为将来问责抢占‘有利地形’，这是对死者的不敬。”11月22日，一位社会学者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有些激动。

                                    　　为什么引发高度关注
　　11月22日下午，记者打开一个搜索引擎，分别输入“杭州地铁事故”和“G20峰会”两个关键词，前者的“相关网页”为167万，后者则为47．6万。
　　作为中国地铁建设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事故，杭州“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受到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据了解，11月15日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正在离事发现场约15公里的钱江新城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得到消息之后，王国平立即中断会议，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部署救援工作。此后，杭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事故的救援、调查和善后工作。
　　在11月16日的专题会议上，王国平强调，要坚持公开、及时、准确、透明原则，在第一时间实事求是地披露事故相关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处理、依法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及时向市民、媒体和遇难、受伤、失踪人员家属通报查处结果。要对杭州市所有地铁施工工地和其他建筑工地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及时发现、妥善处理苗头性问题，杜绝再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张德江等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紧搜救失踪人员，全力以赴抢救受伤人员，加强城建地质勘查工作，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也多次亲赴事故现场，察看施救工作进展情况，并就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作出要求。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指出，国家不久前出台了提振经济计划的四万亿投资方案，各地上报到中央的投资计划更是已经达到10万亿元。如何在提振经济的过程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防止只求“快”而忽视“好”，杭州地铁工地事故是一记警钟。

                       　　两极分化
　　 资金短缺、成本上升、汇率波动等因素是年初以来浙江企业反映最多的困难。记者最近从浙江省经贸委、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杭州市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获得的多份调研材料，均提到了上述问题。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了不同的观点。
　　 “资金其实是不缺的，关键要看有没有好项目。”杭州某投资机构负责人唐女士这样告诉记者，“我们也在发愁，因为资金闲置是一种损失。”
　　 唐女士的观点或许可以印证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对浙江经济回落原因的判断：“是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变化和我省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叠加的结果。”
　　 而这种“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在卓勇良看来，则正是产业结构调整不够主动的后果。他和助手们研究了浙江１２个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的变化情况后发现：２００７年这些行业占浙江经济的比重是２８．５％，尽管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７．６个百分点，但仍明显高于全国１９．９％的比重。
　　 “正是这些行业出现了较严重的困难，从而累及整个浙江经济。”卓勇良说，“全省制造业３４个行业中，利润增长高于全省平均值１４．１％的有２０个行业，其中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通用设备等行业表现很不错。但纺织服装、皮毛、化纤等行业是利润下滑的‘大户’。这是一种典型的‘两极分化’。”

                      　　刘易斯拐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到短缺，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人口红利等开始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低成本曾经是浙江不少传统产业的竞争“利器”。“８毛钱一双袜子居然还有利润赚，我作为经济学家实在想像不出来。”樊纲曾这样坦率地表述自己的惊讶。
　　 而这种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８月２日，在一个小型聚会上，记者听到一位企业家和央行上海总部一位官员的对话。
　　 企业家：“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很大，成本明显增加了。”
　　 官员：“过去的低成本靠的是不缴‘社保’。其实这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合理成本。”
　　 从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一份调查报告看，企业家的感受确有其客观性。该调查报告举了台州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例子：员工总数一万多人，若实现“五金”全覆盖，需增加费用１４００多万元，加上提高工资水平需４００多万元，累积用工成本增加１８００万元，占该企业全年利润的２７％。
　　 浙江省统计局一项调查发现，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浙江外来人口的增幅呈持续下降趋势：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分别为３５．０％、２４．８％、２０．２％、１２．９％和１５．８％。
　　 有分析人士指出，外来人口增幅下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是大势所趋，浙江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倒逼机制
　　 “浙江已进入经济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攻坚时期和阵痛时期。要利用国际环境变化和宏观调控形成的‘倒逼机制’，大力推动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努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近期，吕祖善多次表述了类似观点。
　　 传化集团总裁应天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调控无疑有助于促使企业更理性地思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短缺经济时代机会很多，很多企业的发家秘诀其实就是‘勇气’加‘运气’。而现在则要靠智慧，靠创新。”应天根这样说。
　　 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告诉记者，万事利近五年来就一直在进行调整，已经连续“砍”掉了８家不符合集团发展战略的传统型纺织企业。
　　 他说：“卖掉这些企业的时候，它们还是盈利的。当时董事会也有一定的争议。但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些调整是必要的。”
　　 卓勇良表示，部分盲目扩张产能的行业，遭遇的困境其实是自己造成的，这些企业必须自己来承担责任。但他也建议，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政府采取包括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措施是必要的。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小企业是弱势群体，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为减少阵痛，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大的回落，需适当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给中小企业一个缓冲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