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杭州钦钺科技有限公司（KTT）获悉，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EPON终端芯片即将正式投产。在互联网应用全面进入“光时代”之际，这款光通信核心芯片的研发成功引起了业内外广泛关注。

                           打破垄断 前景广阔
    以EPON技术为核心的互联网升级已经全面展开。来自Light Reading的最新报告数据则预测，2009年全球光纤到户（FTTH）用户数增长率将超过32%，在今后几年，该市场每年还将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长，到2013年，全球光纤连接家庭将从2008年的3600万户猛增到1.3亿户。
    中国的FTTx（光纤到户FTTH、光纤到大楼FTTB、光纤到节点FTTN、光纤到远程FTTR、光纤到交换箱FTTC等的统称）市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也将随着互联网的升级进入市场“井喷”期。
    在FTTx的诸多接入技术中，EPON由于综合了PON技术和以太网技术等技术优点，以及良好的成熟度，而成为运营商的最爱。中国电信已将EPON作为主要接入技术，并实现了大规模部署。中国联通更是于2009年7月份完成了1100万线EPON项目招标，规模为全球最大。
    市场调研公司Infonetics最近发布了亚太地区PON设备市场的调研报告。报告全方位调查了主要厂商的EPON、GPON、WDM-PON，在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主要市场的出货量和营业收入等情况，分析认为亚太地区PON设备市场在2008年~2013年间将强劲增长两倍以上。
    在“EPON时代”来临之际，华为、中兴、烽火等中国IT巨头已经瞄准EPON产业链，成为EPON接入设备的重要生产商。但是，EPON产业链最核心的技术——EPON芯片，由于国内一直未能掌握技术，其市场一直被PMC-Sierra、Teknovus、Cortina等三大国际巨头垄断。
    KTT-EPON芯片的研发成功，意味着中国EPON产业链最核心的一环得到弥补，使得中国业界在这个巨大的新兴市场中的话语权实现质的增强。
    据业界专家分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KTT-EPON芯片实现量产之后，对于EPON接入设备生产商来说，将获得更符合中国市场特点（性价比更高、更简便易用）的核心部件。
    另外，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至2008年间，中国宽带用户从2385万户增加到8343万户，累计增长高达249．81%。采用传统技术的宽带接入由于“最后一公里”并未采用光纤，终端用户的网速大打折扣。实现光纤接入之后，原有瓶颈被彻底打通，用户能够以千兆速率“网上冲浪”——这意味着下载一部高清影片可实现“秒杀”。而KTT-EPON芯片将使得光纤接入的成本更加低廉，这也有利于推动互联网的全面升级。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之星”
    创建于2007年的KTT位于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致力于数据通信、工业通信等多种核心芯片研发的原创型科技企业，其团队多来自国际知名IT企业、国家级科研院所，在IC（集成电路）设计方面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
    据了解，KTT研发成功的EPON芯片属于国家大力引导和扶持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不仅可以广泛应用于电信、广电等领域，还可应用于电力配网自动化、监控等多个领域。
    据专家介绍，集成电路产业是当代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在中国市场，CPU为美国INTEL所垄断、移动通信集成电路为欧美NOKIA、MOTOROLA、PHILIPS及其战略联盟供应商所掌控、有线通信集成电路被BROADCOM、MARVELL等瓜分。致使国内整机企业至今依然大量使用进口集成电路，自产集成电路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还不足20%。因此，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潜能的幼稚产业。
    为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启动了“核高基”战略。国家《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也明确指出：支持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建设与科技重大专项攻关相结合，    推动高端通用芯片的设计开发和产业化，实现部分专用设备的产业化应用，形成较为先进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
    KTT总裁陈伟强表示，新兴的技术催生了巨大的市场“奶酪”，而中国企业要勇于挑战核心技术，依靠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巨头平等地分享“奶酪”。
    另据了解，浙江省近年来涌现了一批高起点的IC原创型企业，随着这些企业不断取得实质性突破，将有利于改变该省IC产业较江苏等兄弟省市落后的局面。

【延伸阅读】
                            EPON自主芯片：“隐莲”悄然盛开
    “‘最后一公里’一直是困扰宽带传输质量的难题，以EPON为主流技术的FTTx接入模式的广泛应用，将破解瓶颈，开启一个全新的光传输时代。”杭州钦钺科技有限公司（KTT）总裁陈伟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KTT开发的国内首款EPON终端芯片即将正式投产。随着EPON时代的到来，这家自2007年创办以来一直低调潜行的本土芯片企业正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

                                    小芯片迎来大时代
    2009年下半年以来，光通信业界“大事”不断——
    7月，中国联通一次性采购1100万线EPON设备，这一全球迄今最大规模的EPON项目招标让业界惊呼：中国将成为全球EPON应用第一大国；
    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式公布，华人科学家高锟因为在“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做出突破性成就而获奖……
一个关于高锟的典故是：当他于1966年提出“足够纯净的玻璃”可以制作化学纤维取代铜线实现信息高效传播的时候，曾一度被人讥为“匪夷所思”。而正是这一划时代的新理论开启了全新的信息传输时代，也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产业。
    2005年，陈伟强还在国内一家知名的光通信企业担任高管。记者曾多次听他鼓吹FTTx（光纤到户FTTH、光纤到大楼FTTB、光纤到节点FTTN、光纤到远程FTTR、光纤到交换箱FTTC等的统称）。
    “未来三到五年，FTTx必然会成为宽带接入的主流。”这是陈伟强当时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显得有些超前，但陈伟强坚信，FTTx时代必然到来，而适用于FTTx的光通信设备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陈伟强放弃了在原公司优厚的地位和待遇，于2007年创办了KTT，开始了EPON终端芯片的研发。
    在诸多接入技术中，EPON由于综合了PON技术和以太网技术等技术优点，以及良好的成熟度，而成为运营商的最爱。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等已将EPON作为主要接入技术，并实现了大规模部署。
    来自Light Reading的最新报告数据预测，2009年全球光纤到户（FTTH）用户数增长率将超过32%，在今后几年，该市场每年还将以接近30%的速度增长，到2013年，全球光纤连接家庭将从2008年的3600万户猛增到1.3亿户。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也普遍预测，随着“光时代”的到来，一个数以千亿元计的新兴市场正在形成。
    据了解，目前华为、中兴、烽火等中国IT巨头也已瞄准EPON产业链。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EPON产业链最核心的技术——EPON芯片，其市场一直被PMC-Sierra、Teknovus、Cortina等三大国际巨头垄断。
    KTT-EPON终端芯片投产之后，由于其稳定的质量和突出的性价比，已有多家国内外知名的光通信设备厂商前来考察，打算采用其产品。有一家业内巨头甚至直接提出了并购KTT的意向。

                               “隐藏的莲花”悄然盛开
     “你有没有去过墨脱？”面对记者关于KTT-EPON终端芯片研发经历的提问，陈伟强显得“答非所问”。
    见记者有些茫然，陈伟强微笑着说道：“9月25日，墨脱县的光缆通信工程正式完工。一年前，我去墨脱的时候，它还是全国唯一不通光缆的县。”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南麓的西藏自治区墨脱县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在藏传佛教经典中，墨脱被称为“博隅白玛岗”，意为“隐藏的莲花”。
    2008年，正是KTT的EPON芯片研发最艰苦也是最关键的时期，一些工作一度陷入困顿。这年夏天，陈伟强和公司团队的几位骨干悄悄地给自己“放假”，去墨脱旅行。
    “墨脱是佛教圣地，也是旅行者心目中的圣地。对于内地旅行者来说，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进入当时还不通公路的墨脱并不容易。从拉萨出发的时候，一位同事这样说：‘有喜马拉雅山挡着，难道就不去墨脱了？！’”陈伟强娓娓道来。
    他告诉记者：“正是这句话，让我们突然有‘醍醐灌顶’的感觉——相对于国外那几家巨头雄厚的资金实力，我们的投入显得非常有限。但是墨脱之行使我们达成一个共识：有巨头挡着，KTT就不做EPON了？”
    “做高科技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两年多的研发过程其实也挺漫长的，但KTT的投资方、技术团队都表现出了很强的魄力和耐力。”回顾产品研发历程，陈伟强颇有些感慨地说道。
    而强有力的技术团队无疑是KTT实现突破的动力所在：他们有的曾在美国硅谷工作，有的曾在中科院工作，有的则来自摩托罗拉、三星、华为等国内外著名IT企业。
   “有多年的系统架构设计经验，曾参与国内巨型机设计，主持过多款产品开发并取得成功。”
   “以太网领域有深厚造诣，精通相关网络算法以及网络系统仿真。”
   “来自硅谷，有多年的IC设计经验以及多颗产品的量产经验，对网络ASIC产品设计有独到见解。”
   “有多年系统设计经验，曾参与设计我国第一代数据语音网关。”
    ……
   说到KTT的研发团队成员，公司副总经理周涛如数家珍。
   “他们各有所长，组合在一起迸发出了惊人的爆发力。”陈伟强这样评价这支团队。

                   浙江高新技术产业：焦虑中前行
    “在重化工业上落后于江苏未必可怕，但如果高新技术产业也不能迎头赶上，那么一些浙商的洋洋自得又能持续多久？”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杭州钦钺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陈伟强不无忧虑地说。

                                                    差距
    这显然不是一组令浙江人愉快的数字：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９８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４％；同期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３６４６亿元，同比下降１３．２％。
    与２００８年相比，苏、浙两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差距似乎在进一步扩大：２００８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１．８４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２％；同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为８８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１％。
    总量和增速差距的背后，是投资力度的差距：２００８年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额为１３７５．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７％；同年浙江省全社会科技投入额突破６００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１％。而今年以来，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完成投资额、新开工项目、高新技术新产品增幅以及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第一。
    “浙江资本在省内投资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业，追求暴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产业创新上的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博士这样分析道。

    在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卓勇良看来，浙商在传统产业领域的精明和执著，恰恰是浙江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根源。
    “结构性问题放大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浙江经济在２００８年遭遇了远比其他省份更为严重的困难。”卓勇良表示。

                                                    焦虑
    “江苏抓住了近十年来发展重化工的机遇，出现了像沙钢这样年产值超过１４００亿元的大型民企。考虑到浙江经济的历史条件和资源环境条件，这并不算是太大的遗憾。值得警惕的是，浙江在高新技术产业如果不能取得先发优势，将直接影响下一个十年乃至数十年的竞争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陈伟强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浙江经济转型的唯一战略选择是：由投资导向进入创新导向。”刘奇洪对记者表示。在他看来，浙江具有观念、资本、产业、商脉网络、区位、港口等多方面的优势，下一步应该抓紧发展新技术、新模式。
    相关问题显然也已经引起浙江省高层的重视。
    继２００６年启动实施高新技术产业“翻两番”计划之后，２００８年浙江省政府又启动了“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
    “翻两番”计划的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以２００４年为基数，高技术产业产值“翻两番”超过５０００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翻两番”超过１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２５％。
    “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则提出：全社会科技投入要由２００７年的５００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００亿元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要由２００７年的７７４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１．５５万亿元以上。

                                                    希望
    “高新产业是城市的灵魂，没有高新产业的城市将‘失魂落魄’。”接受记者采访时，杭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发展改革和经济局、科学技术局局长严明潮表示。
    “随着３Ｇ时代的到来，光纤到户（ＦＴＴＨ）进入了发展的‘井喷’期，这将为ＫＴＴ（杭州钦钺的英文缩写）芯片带来巨大的市场。”说起即将正式投产的产品，陈伟强显得很兴奋。
    ＫＴＴ自主研发的ＥＰＯＮ终端芯片是国内首款光通信核心芯片。此前该领域的中国市场被少数几家国外企业占据。通信产业领域关于“中国芯”的呼声已有多年，但由于技术门槛高、资金投入大，国内业界一直未能突破。
    陈伟强告诉记者：“ＫＴＴ的骨干员工多拥有‘海归’或者跨国公司背景，他们放弃原来的地位和待遇加入刚起步的ＫＴＴ，看好的正是巨大的产业前景。”
    “与传统产业的发展不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需要‘开明政府’，更需要‘高明政府’。”说起政府的作用，杭州晟元芯片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邱柏云颇有感触。
    晟元芯片是国内首家能同时提供指纹识别芯片、电脑安全芯片、电子签名芯片的技术原创型企业，今年５月被国家密码管理局正式认定为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定点单位，成为商用密码产业领域少数几家“芯片级”企业。
    邱柏云告诉记者，在晟元芯片的创业历程中，省、市、区政府先后在信贷、税收等多方面给予了实质性支持。
    “晟元的安全芯片推向市场后，得到了下游厂商的广泛认可，厂商的预付款源源不断地进来，这说明高科技企业一旦进入收获期，成长会非常快。但是如果得不到引导和支持，大批‘明日之星’在发展初期就会被一些其实并不大的困难打垮。”邱柏云说。
    据记者了解，目前浙江全省已经拥有２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５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基地、１１个省级高新园区、５４个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这些“舞台”集聚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其中仅杭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有５０００余家企业。
（邹建锋 载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8月16日 ）

    今天刊发了一篇关于浙江省连锁超市行业从3月份开始普遍出现销售滑坡的报道。正好，社科院也发布了2009年《商业蓝皮书》，称中国零售行业将不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式的衰退。
    但愿到年终盘点的时候，社科院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关于社科院《商业蓝皮书》的报道：
 　　中新社北京四月七日电(张潞璐)中国社科院七日发布的二00九年《商业蓝皮书》指出，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零售行业将面临增速放缓压力，但并不会出现负增长式衰退。
　　统计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名义复合增长速度达百分之十四点四。
    蓝皮书预计，二00九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有望维持在此增长率之上。
　　蓝皮书表示，由于金融危机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二00九年中国外需环境将很难改观。此外，房地产业的萧条在二00九年亦难有改观，这些均加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其对消费的制约将逐步显现，反映国民整体消费状况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由此将放缓。
　　尽管如此，蓝皮书强调，由于中国居民较高的储蓄率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扩大居民消费和内需措施，中国零售行业将不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式的衰退。
　　据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于一九九二年首次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二00二年以来，基本每年上一个万亿元台阶，二00三年突破五万亿元。而后，仅用五年时间即再攀升五万亿元。二00八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十万亿元。

    ====这是本报今天的报道
                            浙江连锁超市遭遇市场滑坡
　　本报记者 邹建锋
　　尽管1至2月份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达到了13．5％的高增长，但近日召开的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第三十一次理事会却传出“警讯”：超市行业销售额在前两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之后，3月份几乎都出现了负增长。 
                            阳春三月却“入冬”
　　“余杭发了4300万元的消费券，这一块给我们增加了1500万元的销售。所以一季度我们还在增长。”在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第三十一次理事会上，杭州余杭禹昌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民话音刚落，立即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了解，出席本次会议的近20家联盟成员单位中，只有禹昌和台客隆两家的销售额3月份出现了增长，其他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我们在舟山也是下降的，安徽公司实现了增长。所以总体实现了上升。”近年来走出浙江，在安徽进行扩张的台客隆董事长翁友定这样解释道。
　　“浙江是广东之后受金融风暴冲击的第二个‘重灾区’。外来务工人员减少，门店的来客量出现下降。三聚氰胺事件也直接影响了部分食品的消费。”联盟理事长、浙江供销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耀庭表示。
　　“一部分商品价格回落是销售下降的主要原因，譬如我们的食用油销售额下降了350多万元。”一家超市的负责人透露。
　　不过，叶耀庭也认为，由于2008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留”住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所以去年同期的基数也有“非理性因素”。
　　另外，多位与会的超市负责人表示，在食品消费下降的同时，生鲜、百货等商品则出现了增长，一些品类的增幅超过了10％。
　　据了解，由45家连锁超市和10家供货商自发组成的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拥有7700多家门店，年销售额达100亿元，在浙江省同行业占有40％的市场份额。浙江海港超市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正耀指出，联盟成员单位销售额普遍出现下滑，正反映出行业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
                             “市场保卫战”
　　“要大力开展以扩销为主的促销行为。失利不失地，市场不能让！”叶耀庭这样说。
　　据了解，从3月31日开始，浙江供销超市在所属的1900多家门店开展了针对清明节的促销活动。叶耀庭表示，类似的促销活动每个月都将举行。
　　朱正耀告诉记者，海港超市近期将面向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生活困难群众发放200万元的消费抵用券，具体办法是每消费100元，可抵用10元券。
　　“作为企业，我们没有力量像政府那样直接发放消费券。但是目前连锁超市的平均毛利水平是11％，发放消费抵用券，意味着我们几乎把全部毛利都让掉了。”朱正耀说，“这样做一方面体现了我们促销费的愿望和决心，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保卫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浙江上百一百超市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大型卖场对连锁超市的冲击也不容忽视。以该公司所在的上虞市为例，先后有大润发、华润万家等大型零售企业进入，今年麦德龙和沃尔玛也将来“抢地盘”。为此，该公司制定的对策是：主动与大卖场打“价格战”，并进一步巩固大型卖场难以涉及的乡镇市场。
                            抱团取暖：期待新突破
　　“采购联盟今年一定要有新突破，否则真是对不起理事单位！”在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第三十一次理事会上，联盟副理事长、宁海县小小食品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邬国贤说。
　　邬国贤所指的是联合采购——这是吸引众多企业参加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的重要因素。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该联盟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他们给渠道（经销商）的价格比直接给我们的便宜18％，这让我们怎么做？”提到某著名快速消费品对连锁超市的“欺压”，台州市三和自选商场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巧云显得愤愤不平。
　　据了解，连锁超市行业虽然具有布点较广的优势，但是销售额普遍不高。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的45家超市成员中，除了浙江供销超市等少数几家年销售超过5亿元，大多数成员的年销售额在2亿元以下——这是众多大卖场一个单店的年销售规模。销售规模的制约，导致连锁超市与供应商尤其是大品牌的价格博弈中处于劣势。
　　自2004年底浙江连锁超市采购联盟成立以来，联盟也多次尝试联合采购，但由于种种原因，效果一直不佳。
“每家出资100万元成立一家联合采购公司，有10家单位参加就是1000万元。按照流动资金每年滚动6到7次计算，每年可以采购六、七千万元。选大家最好销的几个品种，进行统一采购。这样做，采购价格至少可以降低20％！”朱正耀的这个建议，得到了邬国贤等多位同行的赞同。有人甚至迫不及待地提出马上召开由各公司采购部经理参加的研讨会，探讨联合成立公司的具体事项。
中国经济时报 2009-4-7三版

                         　　为什么受害的总是民工
　　风情大道是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湘湖畔的一条观光和交通主干道。平时，这条大道的名字或许能勾起人们对杭州这个“人间天堂”的美好向往。但是，2008年11月15日下午3：20左右发生的地铁工地塌陷事故，让天地的表情突然变得狰狞。尤其是对于那些正在工地最底层施工的民工来说，不敢奢望天堂，却偏偏被命运抛向了地狱。
　　20岁的张迪来自安徽蒙城，一年前来到杭州的地铁工地做杂工。事发之时，他正好有事去了附近的工地，因此幸免于难。但是张迪的哥哥——年仅23岁的张培培却在事故中失去了踪影。
　　张培培四个月前刚刚当了爸爸，在地铁工程担任了一个班组的队长。是全家的“顶梁柱”。11月15日这天，对于张家来说，“顶梁柱”没了，天也塌了！
　　来自浙江淳安德张新财在工地发生塌陷的时候，爬上吊篮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他的老乡方老川和姜发银却被吞没在黑暗之中。
　　“我不该把他带出来啊！”说起方老川，张新财反复地自责：10月24日，他经老乡介绍到地铁工地打工，方老川听说后也央求他帮助介绍。11月2日，方老川也到了工地。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惨剧。
　　22岁的河南信阳人华项磊去年学会了操作挖掘机。由于是“技术工”，在地铁工地打工的月工资有3500元。出事前几天，华项磊的岳父朱政伟曾经接到女婿的电话，说在地下工作有点害怕，但为了赚钱也没有办法。11月15日，这位年初刚刚有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年轻人，和他开的小型挖掘机一起被深埋在工地下面……
　　据统计，此次事故导致21人死亡或失踪。
　　而事故受伤者也还在经历煎熬。接收伤员最多的萧山医院发现，收治的9名伤员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障碍，表现出紧张、恐惧，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有的脑子里反复出现事发时的画面。其中4名伤员心理反应比较严重，有一位伤员甚至刚醒来就不断打自己嘴巴。
　　11月19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通报了杭州“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指出此次事故暴露出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二是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三是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流于形式，甚至不培训就上岗；四是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现场管理混乱；五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另据了解，该工地还存在工程多次转包的情况。
　　记者搜集了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生的地铁工地事故资料，发现伤亡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
　　“处在‘食物链’最底层、利益集团对生命的漠视，是民工总是成为安全生产牺牲品的根本原因。”一位社会学者这样对记者说。

                                  　　为什么院士言论受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近日突然成为一个“明星式”人物，起因是其对媒体发表的杭州地铁工地事故原因分析及其特殊身份。
　　11月17日，王梦恕以院士身份接受中央电视台电话采访，称“拍脑袋”、“图便宜”、“赶工期”、“领导意见替代科学决策”等因素是导致杭州地铁工地的事故的问题所在。
　　为此，记者采访了杭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州地铁项目从1989年开始研究，至2004年通过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干峙为组长的专家组论证。所以关于“拍脑袋”、 “领导意见替代科学决策”的指责毫无根据。
　　对于王梦恕关于杭州地铁工程“随便拿一个最便宜，但是对破坏环境最大的一个方法来施工”的观点。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杭州的地质条件，最适合的施工方法就是明挖法。
　　对于王梦恕“一条22公里左右的地铁，起码在四年半建成……杭州不知道什么原因，非要三年半建成”的说法，这位负责人指出，杭州地铁一号线的工期是5年。
　　11月20日，王梦恕身份的“完整版”被披露。除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大隧道及岩土研究所所长、博导、教授等身份，他还是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该集团和杭州地铁施工单位中铁四局属于同一家企业。有媒体指出，王旨在为施工单位开脱责任的言论“违背事实，混淆视听，干扰了现场施救和事故处置工作。”
　　杭州市一位主要领导对记者表示，事故发生以后，地方政府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紧急施救和配合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所以没有立即回应王梦恕的指责。
　　“关于事故原因，必须以国务院安委会、国家安监总局等权威部门的意见为准，任何有悖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精神的言论，只会引起人们思想混乱，是不应该的。”这位领导这样对记者说。
　　“王院士发表‘高论’的时候，大部分遇难者的遗体还被压在淤泥下面。你作为专家不发挥专业特长指导抢险，却急吼吼地为施工方推卸责任，为将来问责抢占‘有利地形’，这是对死者的不敬。”11月22日，一位社会学者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有些激动。

                                    　　为什么引发高度关注
　　11月22日下午，记者打开一个搜索引擎，分别输入“杭州地铁事故”和“G20峰会”两个关键词，前者的“相关网页”为167万，后者则为47．6万。
　　作为中国地铁建设史上最重大的一次事故，杭州“11·15”地铁工地重大塌陷事故受到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据了解，11月15日下午，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正在离事发现场约15公里的钱江新城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得到消息之后，王国平立即中断会议，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了解情况并部署救援工作。此后，杭州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事故的救援、调查和善后工作。
　　在11月16日的专题会议上，王国平强调，要坚持公开、及时、准确、透明原则，在第一时间实事求是地披露事故相关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处理、依法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并及时向市民、媒体和遇难、受伤、失踪人员家属通报查处结果。要对杭州市所有地铁施工工地和其他建筑工地进行一次安全大检查，及时发现、妥善处理苗头性问题，杜绝再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事故发生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张德江等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抓紧搜救失踪人员，全力以赴抢救受伤人员，加强城建地质勘查工作，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也多次亲赴事故现场，察看施救工作进展情况，并就落实中央领导指示精神作出要求。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士指出，国家不久前出台了提振经济计划的四万亿投资方案，各地上报到中央的投资计划更是已经达到10万亿元。如何在提振经济的过程中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防止只求“快”而忽视“好”，杭州地铁工地事故是一记警钟。

                       　　两极分化
　　 资金短缺、成本上升、汇率波动等因素是年初以来浙江企业反映最多的困难。记者最近从浙江省经贸委、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杭州市发改委等政府部门获得的多份调研材料，均提到了上述问题。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了不同的观点。
　　 “资金其实是不缺的，关键要看有没有好项目。”杭州某投资机构负责人唐女士这样告诉记者，“我们也在发愁，因为资金闲置是一种损失。”
　　 唐女士的观点或许可以印证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对浙江经济回落原因的判断：“是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变化和我省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叠加的结果。”
　　 而这种“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在卓勇良看来，则正是产业结构调整不够主动的后果。他和助手们研究了浙江１２个劳动密集型传统行业的变化情况后发现：２００７年这些行业占浙江经济的比重是２８．５％，尽管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７．６个百分点，但仍明显高于全国１９．９％的比重。
　　 “正是这些行业出现了较严重的困难，从而累及整个浙江经济。”卓勇良说，“全省制造业３４个行业中，利润增长高于全省平均值１４．１％的有２０个行业，其中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通用设备等行业表现很不错。但纺织服装、皮毛、化纤等行业是利润下滑的‘大户’。这是一种典型的‘两极分化’。”

                      　　刘易斯拐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到短缺，劳动力的廉价优势、人口红利等开始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低成本曾经是浙江不少传统产业的竞争“利器”。“８毛钱一双袜子居然还有利润赚，我作为经济学家实在想像不出来。”樊纲曾这样坦率地表述自己的惊讶。
　　 而这种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８月２日，在一个小型聚会上，记者听到一位企业家和央行上海总部一位官员的对话。
　　 企业家：“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很大，成本明显增加了。”
　　 官员：“过去的低成本靠的是不缴‘社保’。其实这是企业应该承担的合理成本。”
　　 从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一份调查报告看，企业家的感受确有其客观性。该调查报告举了台州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例子：员工总数一万多人，若实现“五金”全覆盖，需增加费用１４００多万元，加上提高工资水平需４００多万元，累积用工成本增加１８００万元，占该企业全年利润的２７％。
　　 浙江省统计局一项调查发现，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浙江外来人口的增幅呈持续下降趋势：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７年分别为３５．０％、２４．８％、２０．２％、１２．９％和１５．８％。
　　 有分析人士指出，外来人口增幅下降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是大势所趋，浙江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倒逼机制
　　 “浙江已进入经济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攻坚时期和阵痛时期。要利用国际环境变化和宏观调控形成的‘倒逼机制’，大力推动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努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近期，吕祖善多次表述了类似观点。
　　 传化集团总裁应天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宏观调控无疑有助于促使企业更理性地思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短缺经济时代机会很多，很多企业的发家秘诀其实就是‘勇气’加‘运气’。而现在则要靠智慧，靠创新。”应天根这样说。
　　 万事利集团总裁李建华告诉记者，万事利近五年来就一直在进行调整，已经连续“砍”掉了８家不符合集团发展战略的传统型纺织企业。
　　 他说：“卖掉这些企业的时候，它们还是盈利的。当时董事会也有一定的争议。但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些调整是必要的。”
　　 卓勇良表示，部分盲目扩张产能的行业，遭遇的困境其实是自己造成的，这些企业必须自己来承担责任。但他也建议，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政府采取包括融资、税收等方面的扶持措施是必要的。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小企业是弱势群体，基础差、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为减少阵痛，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大的回落，需适当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给中小企业一个缓冲期。